被洪水围困在家中的涿州人求救

河北涿州洪涝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很多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对他们来说，不管怎么样，这事算是了结了，甚至就像舆论场上的无数事件一样，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很快就会被新的热点所冲淡。

与此同时，新闻里有意无意总在强调此次特大暴雨“百年一遇”，虽然这术语原本指的是雨量级别，此次降雨也确实创下北京140年来的纪录，但难免让不少人产生一种错觉：这种事，一辈子也不一定能遇上一回。既然如此，这就像出门被雷劈一样，是突如其来的异常事件，无从防范，也不必多虑，只要大难不死，生活一切照旧，该干嘛干嘛。

(资料图)

真的只是这样吗？恐怕这种心态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会是北方最后一次暴雨成灾。

事实上，仅京津冀地区，这就已经是2012年以来的第4次极端降水（前三次是：2012年的7.21暴雨、2016 年的7.20暴雨和2018年的7.16暴雨），如果再联系到本轮东北全面大暴雨、两年前河南“7·20”特大暴雨、西北暖湿化，就会意识到，这次北京和涿州深陷洪涝，不是孤立、偶发的事件，而极有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全新异动。

这在之前当然也早有人注意到了，但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好事。2003年，中国冰川学的奠基人施雅风院士就发现，西北正在暖湿化，到2050年将升温2℃，降水增加19%，河流年径流量增加10%。

西北暖湿化趋势

来源：施雅风等《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

看到塔里木河重现生机、干旱的黄土高坡天降甘霖，这难道不是好事？不乏有人兴奋之下，还联系到中国历史上暖湿的时期多是盛世（这倒也是事实，毕竟农业文明靠天吃饭），甚至把这看作是一种吉兆。

然而，普通人很难意识到，气候的变动不会只是局部的，西北暖湿化了，华北、东北为什么就不会波及？以北京为例，2000年以来，年均降水量已经从390毫米增至如今的580毫米左右，暖湿化明显加剧。

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空气中将多容纳7%的水气，暴雨的发生频次、强度和范围就都将显著增加。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模型预估，2026年~2045年，京津冀城市群夏季和年平均降水都会以增加为主，强降水、连续5日降水量、降水日数、中雨日数、大雨日数都呈增加的趋势。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孙劭团队则预估了华北极端降水事件及其人口暴露度的变化，结果是：在低、中、高三种排放路径下，未来 30 年京津冀鲁地区的极端降水事件发生概率将分别增加 18%、20%和 27%。

也就是说，不管哪一种预测，都确认了一点：今后一代人的时间内，北方暴雨成灾的事几乎肯定还会有，多半还来得更猛。雨水多当然对干旱半干旱地区也有好处，但凡事有利有弊，苦于缺水的北方可能更难意识到一点：有时水太多也未必是好事。

我当然不是气候学的专家，在意的是社会如何应对这样的风险，此时就会发现，很多人的态度可以说是前现代的：既不知道如何预判风险，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已暴露在风险面前，几乎是不设防的，而一旦出事，又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应对——“天要下雨，这事咱也没办法，听天由命吧！”

北京郊区门头沟倒伏的农作物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日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过去北方以旱为主，导致北方人对暴雨的防范意识远远低于南方，“这几年血淋淋的案例太多了，这和侥幸心理有关”：

现在很多老城区地下排水的管网设计，参照的暴雨重现期标准，基本上是按照一年一遇、半年一遇，甚至几个月一遇的标准，即使是新建城区的管网标准，也就是1~2年一遇，但实际上现在很多气象灾害都是30~50年一遇。因此，既有旧的欠账，新的（标准）也不能满足，这让差距越拉越大。

根据2022年最新版《城市排水防涝标准及对应降雨量》，北京防雨标准为268.8-299.0mm/24h（每小时12.5毫米）。这看起来倒也还行，毕竟我国对特大暴雨的定义是6小时内降水量50毫米以上，而这次涿州最强降雨集中在7月29日20时起的24小时，也就是204毫米。

问题是，雨水不会平均地洒，各地排水能力也参差不齐。仍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水务局二级巡视员马法平称，北京现有雨水管道标准偏低：

全市雨水管道总长度9396公里，排水标准不足一年一遇的占66%，3到5年一遇或以上重现期的占21%。由于建设时间较早，只有21%的雨水管道满足小时45至56毫米雨强标准，还有66%的雨水管道不满足小时36毫米雨强标准。

上海是多少呢？我查到2008年“8·25上海特大暴雨”的新闻，说到当时“降水过于集中，远远超出上海市每小时27-36毫米的排水能力”。也就是说，上海十五年前大约是北京现有标准的2-3倍，至于东京就更强了：东京都下水道的承受能力为每小时50毫米强降水。

庞大的东京都下水道体系

在前年郑州暴雨、本次京冀洪涝之后，都有不少人跟我强调：像这样“百年一遇”的罕见特例，什么样的下水道系统都没用，一样接不住。

这乍听也有点道理：2021年河南“7·20特大暴雨”，郑州城区局地单日最高记录500-657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120-201.9毫米（20日16-17时）；上海有气象记录的最大日降水量出现在1991年8月7日，11个区平均1小时雨量达101毫米，其中卢湾区1小时雨量高达138毫米。那就算东京的排水能力，也都达不到一半。

这确实是事实：再强大的下水管道系统，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的绝对安全，投入巨大资金人力，只为了这一个极小概率风险，也不理性，就像你不能因为怕出门被车撞，就决定开直升飞机上班。然而，就算做不到100分，90分和50分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2008年上海“9·21大暴雨”，浦东机场地区1小时降雨量高达108毫米，航班大面积晚点，全市造成1死14伤；今年6月23日20时的大暴雨，24小时内单日降雨记录，最高奉贤区189.1毫米，中心城区徐家汇站最高137.9毫米，创下该站6月单日降水第四高，但全市未见报道伤亡。

为什么在南方，暴雨造成的影响、损失要小得多？

不可否认，在应对暴雨时，南方的自然条件就更好。像我从小在崇明岛上长大，全岛海拔只有3米多，几乎就泡在水里，看起来好像随时可能被淹，但实际上既不用担心旱灾，洪涝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全岛水网密布，那就是天然的下水道，且直通江海，你雨下得再大，也不可能让海平面上升1厘米。

相比起来，北方绝大部分地区，在面对暴雨时要脆弱得多了：河流密度低得多，涵养水土的生态也破坏得更严重，导致一场暴雨下来，当地自然环境可能既无法蓄水，又难以排水，而人们对水患的防灾意识却淡薄得多。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的报告曾指出，2021年北方汛情重、南方旱期长，而洪涝灾害损失北方明显高于南方，尤其是华北平原，雨洪灾害占全国灾害总数据的半数以上：“华北地区的自然致灾因子在多样性、被灾频次和相对综合致灾强度指数均为全国之冠。”

长城就在农牧区边界上，基本与15英寸（375毫米）降雨线一致

客观地说，这也不是现在才这样。竺可桢早就曾指出，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非旱即涝，波动之剧烈，远过于欧洲：欧洲各处雨量平均变率为12.5%，而南京为28%，黄河流域则更为剧烈。其结果是旱涝频仍，在两极之间剧烈摆动。

郑景云曾将全国分为十大区域，统计1471-1991年间五百年的旱涝灾害，结果发现，晋陕地区的发生频率是最高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一书曾指出，在晚清的黄淮海地区，周期性流行的水涝与饥荒，“导致整个流域政治和经济的极度混乱”。

这会造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降水极不稳定，对农业社会来说就缺乏稳定的预期，生产生活当然也就不稳定，而越是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区，就越容易出现周期性的反复波动。

人们的财富无法稳定积累，因为一场大灾就可能荡然无存，而这样社会的赤贫化，又极大地削弱了其自救能力，在人力难以抵挡的天灾面前，人们唯有指望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拯救自己。这样，自然条件与社会心态相互强化，使人越发无法摆脱一种低自我评价的结构性困境。

我不知道当下的多雨时期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接下来北方各地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和应对措施，但在我看来，这既是威胁，也是机遇：我们首先应当具备一种身处历史的自觉，尽可能地完善相应的机制，为所有人带来稳定可预期的生活，毕竟那种两极化的周期性摆荡，是谁也受不了的，我们不该一直这样。

这一次，我们能摆脱历史的循环吗？